大于作品的艺术与“明日生态学”的启示：龙盼的南美田野笔记

Nov 25

艺术新闻中文版 2023-10-13

当我们都把目光放在艺术中心的时候，不免会忽略了光圈外的身影。就像玩笑话中所说“全世界的艺术家都在柏林和纽约”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也爱往“北上深”扎堆，也许那有最密集的展览和交易中心，但这并不代表艺术只发生在那。世界是多维的，艺术亦如此，主流之外的声音也很重要。

就中国的语境而言，我想现在不同于30年前，那时天南海北的艺术家们聚集在北京，通过自组织的艺术社群相互扶持，汇成一股势力。而现在艺术家社群不像此前密集了，一部分可能是艺术社区被驱赶的压力，另一部分可能是艺术家选择去寻找都市外的创作田野，常驻在他处创作，在新疆、云南、贵州、东北......待在工作室已经满足不了我对世界的探索，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快，至少我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浸淫在“艺术的幻境”中。即使是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也急切地想知道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又是什么在影响着我的生活。

2022年，我申请上了克劳德亲王基金会与歌德学院合作的“对环境变化的回应”导师奖(2023 Mentorship Award Cultural & Artistic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by the Goethe- Institut and the Prince Claus Fund )。这将是在2023年持续一整年的项目，主要以线上会议的形式组织，并包括2次线下见面的Lab-Week，项目招募了12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与4个导师。这是我第一次申请上国外的交流机会，我没有留学经历，也很少出国，甚至连英语也讲的磕磕巴巴。但也正是因为我一直关注国内的环境，让我可以给小组贡献些许来自中国的视⻆和故事；我申请的原因也是意识到自己需要听见更多的声音，看更多不同的案例。在过去几年中我基本都是凭直觉创作，顺着自己的喜好和感性的驱使工作，但总体还是停留在非常浅薄的层面，无法在既有的工作上深挖。同时我对艺术本身也有非常多的疑惑、不解，所以非常好奇其他国家的艺术家是如何工作的。

克劳德亲王基金会支持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东欧的艺术家和文化实践者，特别是在文化表达面临压力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12个艺术家来自印度、秘鲁、菲律宾、乌干达、玻利维亚、南非、墨西哥、吉尔吉斯斯坦、巴西、巴勒斯坦，导师则来自哥伦比亚和土耳其。项目中12位艺术家的艺术形式和媒介都不同，但相同的是我们都非常关注现实，并对环境问题有着积极的回应。

秘鲁艺术家Renzo Alva Hurtado的工作在与亚马逊北部的社区中深耕，长期关注当地备受石油和采矿污染影响的社区，通过参与本土运动与拍摄纪录片的形式呈现森林的境遇。还有印度艺术家Paribartana Mohanty最近的工作则是探索了奥里萨邦孟加拉海湾(Orissa Bay of Bengal)附近出现的环境灾难。再如导师之一Brigitte Baptiste(哥伦比亚波哥大)，她是波哥大EAN大学(Universidad EAN)的校长，也曾任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Alexander von Humboldt Biological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所长。她不仅是社会生态系统概念的重要贡献者，也是为哥伦比亚冲突后地区制定环境政策的关键。他们几乎都在环境议题上深耕了很多年，也很努力想要尝试让问题被看见或得到解决。

我们可以注意到“环境、生态、可持续”这些关键词近年流行了起来，似乎只要提到与此相关的话语就可以成为值得关注的对象。试想十年前关注环境问题的艺术家有几个?追踪环境问题的人又是什么处境?如果不是生态危机严峻到不得不面对它的程度，又有多少人会愿意谈起这个话题？在看过太多概念与作品脱节的案例和玄之又玄的文字后，我也有些疲乏。在概念的泥沼里淌太久，就会有种巨大的虚无感，好像失去了感知现实的能力。那么到底问题在哪?在滚滚红尘中又在发生着什么?4年前我也是抱着这些疑问走出了工作室，在离开杭州后，我去了泉州的渔村，广东的电子小镇，还有云南的深山，再到哥伦比亚的雨林，越走越远。

也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去田野，为什么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难道文本的信息还不够让你了解吗? 是的，不够！因为文本和现实是不一样的，当你搜寻到这些文献时已不知过了多少年，经了多少人的手，现实早已变样。而肉身经验带来的刺激也是不可取代的，一路上遭遇的细节和意外，都是让我发现更多主流叙事之外故事的机会。包括实验也是如此，我并不是生物学家，但我还是需要想办法亲历一遍"真菌降解"和"植物冶金"的过程，因为我能在实验的过程中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这些是把工作外包给实验室所不能得到的经验。当Chatgpt比我们更善于抓取既有的信息，我们还需要去赘述吗?在AI技术的帮助下，生成绚丽的图像(甚至是现实)也不再是问题，那么艺术的不可替代性又在哪呢?

大于作品

制作作品对艺术家来说好像是必须的工作，在我过去参加的驻地项目中，机构们也会希望艺术家最终能产出一些作品，或一场展览。但这次的项目却并不在乎艺术家们最终产出一件怎样的作品，甚至不在乎你是否要创作一件作品。因为他们不认为生产一件摆在美术馆的东西有多么重要，而更关键的是小组间围绕着不同论题所展开的碰撞。

第一阶段讨论的主题是“何为社群”，我们不断在小组讨论和集体讨论中切换。也邀请了艺术小组struggles for sovereigty(为主权而战)和Nadir Bouhmouch & Soumeya Ait Ahmed来分享他们与社群工作的经历。我们讨论了社群是什么、想象中的社群、宏观或微观的社群、以及非人类社群。有些艺术家的工作更像是蜘蛛一样游走在不同的社群中去搭建各式的关系网络，虽然深扎在一个社群中的工作是值得敬佩的，但它太困难了。并且在与社群工作的过程中总会使艺术家产生作为“夺取故事的强盗”的负罪感，所以艺术家在创作后还会纠结着是否要再为社区提供更实际的帮助。我疑惑于难道艺术本身只是消费吗?又或是哪来的自信认为艺术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当面对艺术项目为帮助社区女性却反而给她们造成了更多困扰的案例时，我想保持基本的尊重去做背调比站在道德高地的无知要重要得多。同时，在不追求作品为导向的环境下，重视过程性和活动性的艺术项目也让我开始困惑。用具有创造性的方式组织社群或带动社群行动，甚至以与社群合作做为目的，那么艺术家与活动家和NGO的区别在哪?其中艺术的位置在哪呢?

也许是工作的侧重点不同，在我有限的经验里，我曾也许部分算是与社群合作过，例如《仙境路口》中与渔村村民们的交往，但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真正重点还在于通过作品去表达更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并且我认为社群不一定由人构成，也可以是非人。通过观察非人群落生活模式，搭建人与非人社群的联系，也是同社群工作的一种方式，可能会有更大的工作空间。

虽然我有很多疑惑和不认同，但导师们并没有以权威的姿态左右我的想法，而是分享他们的观点，并鼓励我沿着现在的问题继续思考。虽然简短的会议并不能把讨论推向非常深的的地步，但艺术家们的思辨能力也让我非常佩服。大家的关注点和知识结构都不太一样，这就使得最终组织在一起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

联系与壁垒

第一次Lab-Week我们去到了哥伦比亚，线下的见面与ZOOM中的状态非常不同，每个人的性格、风格、幽默感都很鲜明，我也终于可以使用肢体语言了。除了每天安排好的行程，成员们都在非常热烈的交谈，这也加速了大家相互了解的进程。而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更多与各位艺术家之间的联系与不同，例如巴西艺术家Maya Quilolo所面对的问题是中国采矿公司对她家乡河流的破坏。她喜欢在交谈的过程中用笑声带动大家，但能感受到她是非常严肃的思考者，并总能在一片混乱的讨论中抓住问题的重点。而南非艺术家Tamzyn Botha则试图回避沉重的对话，她试图用幽默来回应伤痛，认为在游戏状态中让大家的想法自然碰撞也会更有讨论的空间，这对沉闷的我也有很大的启发。

各个艺术家所遭遇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这并不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剥削与不平等的古典故事，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当我们纵观国际政治和经济、军事竞赛的现状，就能找到问题之间的联系。但现实处境又是如此复杂，就连话语权不平等下的世界都如此分裂，我们又应当如何编织真相，又要站在何种⻆度去看这些问题呢?处境不同，也将会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而各种壁垒和屏障也限缩着我们的世界，不仅是信息壁垒和谣言让你无法知晓真相，同样国际关系也影响着个人所能触及的边界。在这次南美行中，包括我就有3个艺术家因为签证问题差一点去不了哥伦比亚。虽然我可以通过信息构建一个人们口中的南美，但如果我去不到那，它就不真的存在于我认知的世界。在这种不利的处境下，我们探索世界的成本会高一些，对世界的想象也会不一样。

当地艺术

Lab-week主要是走访本地的艺术家与艺术机构，而在行程开始前，我已经被哥伦比亚国家博物馆惊艳。它与印象中国家博物馆死板的气质不同，虽然古文明的内容占比很大，但也一直穿插着关于反思殖民历史的作品，甚至也会出现现代或当代的艺术作品去批判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这种开放性和综合性让我很惊喜，让我也更好奇当地的艺术生态。

第一个拜访的是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它曾是波哥大的军营和监狱，入口也有层层士兵配枪把守。正在展出的是摄影记者麦德林选集展“证人”（JesÚs Abad Colorado: EI TestigO），他从1992年到2018年间持续记录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以及因战乱被驱赶而流离失所的受害者们，为战败者发声，揭示战争的真相。展厅入口是一株巨大的、由层层报纸组成的“communicate tree”装置，“树”是可以像书本一样被翻动的，你可以看见曾经报纸上的一切，关于战胜者如何塑造他们的事实。而在大树另一头则仅是未刊登过的，那些流离失所不被记得的人们，照片们松散地组织在一起，各种情绪混杂。作品本身的力量之强烈，让我无需阅读阐释和说明，也能感受到曾经发生在这个国家悲剧的残影。每次遇见好的作品和展览都能让我感到艺术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字传递出的能量。

策展人María Belén Sáez de Ibarra(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说她从几千张照片中只挑选出 500张展出，其中她有意避开了与军队、暴力、虐待相关的内容。也避开对历史背景的描述，以及对时间地点的强调，只关注人的处境。她希望唤起人类的尊严与和解，以证明这些悲惨的处境一直都萦绕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离开时再看把守的士兵稚嫩的脸上挂着微笑，和展厅内照片中眼神忧愁的士兵形成强烈的对比。

最后一天，我们拜访了“扩展的建筑”(Arquitetura Expandida)小组，他们介绍了“La Comunidad De La Pala ”和“ Pala Shovel Community”项目，该项目汇集了来组波哥大的不同运动和集体，参与各种形式的空间自我管理和根植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工作特点是在城市边缘的地理、社会、经济和决策的背景下争取谈判的空间。小组工作的社区在平原城市的郊区，在高山水源的来处。由于哥伦比亚的土地是私有的，但土地的权属确实不明确，财主买下一大块地后离开了，土地无人管理，又或被再次贩售，但底层市民却无处居住。人们进入这片被贩售的土地盖起屋隅，宣示自己本该拥有的居住权，并通过用艺术的方式在资本和政府之间争取社区的自主权。“扩展的建筑”小组常年驻扎在类“城中村”的社区中，发动社区集体管理行动，为自主建构社区提供聚会、休憩等空间的基础设施，并分区管理维护着属于社区自己的据点。他们的策略是通过探索社区组织的替代形式，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以及公共空间的自我管理。

紧接着我们从水源社区去往城市另一头的Bosa Porvenir，在那里是高度城市化的工业社区，我们能观察到逐渐被污化的河道。嘻哈团体 Golpe De Barrio 和 Distreestyle带着我们介绍被城市化影响的人们和环境，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艺术和自我管理的方式，使被高度污名化的年轻人对公共空间的占领合法化。其中一个案例则是，他们曾通过在河道边组织单车Hip-Hop活动，邀请更多的青年来到这片被污染的流域。因为他们觉得:“无论你怎么解释，都不如亲自来到这片土地，去看、去闻、去感受，你就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个工作则是水源社区自治项目的延续，他们在商场前的广场上，向资本方争取到了建设一个让人们自由聚集的空间的权利，这个空间不被商场收费，是市民自治的区域。该建筑使用与水源社区一样的传统竹艺制作，也与水源社区的自治努力相链接。

这一天中，我们从河流源头的社区一路来到了河流末端的工业区，不仅看见了河流在城市“洗礼”下的变化，也看见了围绕着这条河流所发生的社区的故事。这些艺术家们明确、专注地投入在他们的工作之中，此时无法用单一的“作品”“项目”或任何我常听见的词语描绘他们的工作。他们面对的不是艺术话语中玄之又玄的伪命题，而是非常具体且真实的问题，了解越多也越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

南美的植物

波哥大(Bogota)河流的源头在Páramo高原，Páramo生态系统的植被可以从空气中吸收大量的水份，是重要的天然水库。虽然它只占哥伦比亚国土面的2%，却提供了70%人口所需的水源。当地的艺术生态以外，南美的自然生态也独特得像是外星世界。Páramo(古西班牙语:“荒野、无树的土地”)是位于纳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各种高山苔原生态系统，它是一个“新热带高山生物群落，Páramo也有异常多的特有物种。而Letcia省是研究亚马逊雨林及其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地区，雨林处在秘鲁、巴西的交界。该地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分为明显的雨季与旱季，而我所到之时已是雨林雨季的末期。

初入这片土地，到处都是不曾见过的生物，不论是它们的形态、尺寸还是时间尺度，都在冲击着我对植物的认知。Páramo高原就像一大块有机体，或不如说是一块巨大的地衣，不同的生物纠缠、交叠着生长在一起，难分彼此，而行走在高原中也如行至微观世界一般，将人衬得极其渺小。这种强烈反差的尺度对比，让我产生一种陌生感——对生物群落们时间与空间尺度的陌生感，而这种陌生感打开了我“进入”林间世界的通道。

身处这片陌土，在没有专业分类学知识的前提下，我只能给奇异的植物们冠上各式“小名”来方便记忆。有周期性脱落树皮的Naked Tree，有受伤后流出腥红汁液的Bleeding Tree，生殖器形状的Penis Tree，通过敲击它以便人们在森林中沟通的Communicate Tree，靠绞杀其他植物获取生存的 Strangler Tree。还枝叶如触须的Antennal Tree，树皮纤维做纸的Paper Tree，和果实叶片可染色的 Painting Tree，可以防蚊洗发的Shampoo Tree。这些拟人或形象的名字保留了对植物初见的新奇感，也是通过对它的命名中记下了它最生动的状态。相较于严谨的分类学名称，我想是否可通过重新命名的方式来重新发现植物，以建立人与植物间的亲密感。

同样陌生的感受是第一次思考植物是否可以“行走”?这是我从没想过的问题。亚马逊雨林的传闻中，Socratea exorrhiza 被描述成一种会“行走”的树(Walking Palm Tree)，因为它有不寻常的高跷根，来帮助其在沼泽地区生存。特别的是随着土壤的侵蚀，这种树会重出新的根，来寻找更新、更坚实的地面，当新的根系扎牢后，树干则会慢慢向新根的方向弯曲，而旧的根会开始腐烂。人们认为Walking Palm Tree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数年后，缓慢的迁移到一个拥有更好阳光和土壤的新地方。虽然这种说法没有可靠的证据，但哪怕是打趣的说词也给了我们无尽的想象。在波哥大MAMU美术馆展出的《The Moon of The Amazon》中，艺术家将滑轮安置在让 Walking Palm Tree的雕塑下，让它在舞台上与演员们一起移动、互动，让它成为了叙述历史中的一员。

但从浪漫的传闻中回到现实，正如Vrsansky所感叹:"Socratea exorrhiza走得还不够快，它移动的速度无法让它逃脱立法支持下电锯和砍刀的威胁。”不论是亚马逊雨林还是paramo高原都面临着开荒耕地和采矿的破坏，人与树木的时间尺度是不同的，植物自主活动在高速的开发进程下显得微不足道。虽然植物们的“行走”行为被忽视，但它们没有停止移动，成为作物的植物们会跟随人类被动迁徙。

各类本土知识不仅是住民们得以在雨林中生存下去的关键，也是帮助人们建立与森林相联系的通道。其实雨林中有不少外界资助的学校，它们主要教授⻄班牙语。值得思考的是对于住民而言，他们需要被教化吗?他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又或是否可以更加强化住民们的本土知识?我想这也许是艺术家Ursula Biemann在亚马逊林中开设一所系统教授本土知识的学校的原因。在介绍forest mind 展览时她说:“知识源于与地球及其生物的相遇。我从萨满教和科学的⻆度观察自然界的智慧，目的是将这两种知识体系投入对话。”向导的父亲曾是村中的萨满，也是村中最后一位萨满。萨满曾是带领村落与森林沟通的人，他被认为是了解自然智慧的窗口。当沟通的窗口正在关闭，而人与环境的矛盾渐甚，是否就是需要新学习本土知识的时刻?

明日生态学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明日生态学”，当中小组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生态学知识对你有用吗?” 我想在Páramo和Amazon植物观察之旅后，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生态知识，我也需要本土知识，没有这些信息的补充，我不可能知道这么多陌生植物背后的故事，也无法开启更深层的想象。但它们不是金科玉律，我不是生态学家也不是本地住民，但我能做且想做的则是在拥有共识的基础上说与他们不同的故事。或如我工作中虽然常阅读科研报告，科学家的研究会成为我创作的灵感，因为这些看似枯燥的文章在我眼里是浪漫的——就如分子遗传学博士小木球(仇玮祎)老师曾与我说:“她常在科研过程中遭遇浪漫，但可惜她无暇顾及，但我却抓住了它们”。但我必须通过艺术的语言去诉说故事的另一面，我们可以“重新命名植物”或“重新发明植物”的方式去建构新的关系，也可以向真菌学习“殖民的智慧”——如果人类离不开殖民模式来发展自身的话。这些天马行空的尝试皆是艺术语境下的“明日生态学”。

该项目到此时还未过半，质疑与讨论也还在继续，就此篇文章记录对南美之行中艺术与自然生态的观察。

撰文/龙盼